王东成
给我的文字书写举行奠基礼
我今生得遇的第一位恩师，是小学老师毛子山先生。
毛老师是日本人，原名叫铃木弘起。他的亲生父母是侵华日军的军医，据说光复时，被愤怒的中国民众打死了。毛老师和他的弟弟便成了日本战争孤儿。
毛老师的弟弟被当时群生乡的刘姓农家所收养，这辈子没念多少书。而毛老师则被河口乡的毛家所收养，对他视若己出，起名毛子山，供他读书直到大专毕业。
毛老师教数学，后来也教语文，教得特别好。我对数学的浓厚兴趣，就是被他激发出来的。读三四年级时，毛老师开始当我们的班主任。
那时，学校组织学生勤工俭学，割草卖钱，给班级挣班费。学校规定：每人每天必须割草30斤以上。对此，我很不满意，公开提出异议：人的体力和能力不同，要求每人每天必须割草30斤以上，不合理；我身体瘦小，力气小，每天割不了30斤的草。毛老师十分严厉地说：这是学校的规定，无论是谁，都必须完成，没有人可以例外。
气愤之下，我“义愤填膺”地怒斥道：“你是日本法西斯！你实行的是日本法西斯教育！你们日本人过去欺负我们，现在还想欺负我们，我决不忍受你们的欺负！”当时，毛老师气得嘴唇直发抖，他大声吼道：“我是日本人怎么了？党和人民信任我！”
之后，毛老师对我实行了严厉的“惩罚”：每天早晨上学，不可以先进教室，必须先到老师的办公室，背一首古诗。这种“惩罚”，持续了近两个月。如今想来，这是怎样美好、奇妙的“惩罚”啊！
有一次，全校上课间操之后，校长讲话。校长讲完话以后客气地问在场的老师和学生谁有话要说。不知怎么，我竟然举起手来大声说：“我有话要说！”一边说一边快步走向前面的方形高台。为什么要说，都说了些什么，我至今也想不起来，我想，大概是我很想把妈妈刚给我买的一双非常好看的条绒鞋显示在全校老师和同学的面前吧？
这是一次颇有“轰动效应”的“行为艺术”，从此，我就成了学校的“明星”和“名人”。对我的这一举动，毛老师很欣赏，他像慈父一样，笑着拍了拍我的肩，摸了摸我的头……
读五年级时，一次写作文，我有心无心地问毛老师：可以写诗吗？毛老师回答说：你想写诗吗？想写，你就写吧。于是，我就写了一首《歌唱大好春光》。毛老师给了我一个5分，写了一篇令我十分鼓舞的评语。
刚上初中，我就很意外地收到由毛老师转来的一封吉林人民出版社的来信、一本《吉林省中小学生作文选》和一支仅次于“派克”和“英雄”的“金星”金笔。这本“作文选”我一直珍藏着；而这支“金星”金笔，我把它作为最珍贵的礼物，送给了刚刚考取东北师大中文系的哥哥。
对于我，这是一个很大的惊喜。原来，吉林人民出版社组织全省中小学生征文，毛老师将我写的那首《歌唱大好春光》寄了过去，结果，被选入《吉林省中小学生作文选》。这篇作文，是我今生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字，它给我今生的“文字书写”举行了一个“奠基礼”，而毛老师，则为这个“奠基礼”铲了第一锹土。
上世纪70年代，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毛老师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山形县，继承了亲生父母和叔父的遗产。毛老师很快就把他中国的父母接到日本享清福。但是，他中国的父母想念自己的祖国和故乡，毛老师便把他们送回中国，自己也随他们回到中国，侍奉他们的晚年。直到二位老人去世后，他才回到日本。
毛老师很关心我。我研究生毕业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任教后，他还给我寄来许多资料，希望我到日本名牌大学留学。
毛老师热爱中国，很想为中国人做些事。在一次送别中国教育代表团离开日本之后返回自己家的途中，他因心脏病突然发作而去世，真叫人唏嘘不已。
公木，如松的尊者与师者
有些人，你一生与他并没有多少交往，也很难说与他结下了多么深厚的友谊，但是，在你人生的一些关键时刻，他却给予你十分有效的帮助，使你终生都感念他。对于我，公木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
公木先生，原名张松如，“公木”，是他的笔名。他是著名的先秦文学学者、诗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词作者，电影《英雄儿女》插曲《英雄赞歌》的词作者。如今，这两首歌几乎成了吉林大学中文系的系歌。
公木先生，早年曾任教于延安鲁艺和鲁研所，“文革”后曾任吉林大学中文系系主任和吉林大学副校长。
我读大学那年月，公木先生与唐敖庆、于省吾、金景芳、高清海等德高望重的老先生一样，是我们吉林大学的骄傲与“路标”。
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学生，与公木先生并没有什么接触与交往，也没有听过他讲课。他对我，当然也没有什么了解。然而，在我人生的关键时刻，他却给了我极大的帮助，帮我走出了沼泽和幽谷。
自1978年上大学，我就决意毕业后留大学当老师。可是，大学毕业，我被分配去一个市的党政机关报到。我十分了解自己：不适于从政、经商，只有任教从学，才可能安身立命。基于这个清醒的自我认识，我决心要求改派到大学当教师。
当时，被录取到北京大学中文系读研究生的一个同学告诉我，公木先生很欣赏我为班级毕业文集《微言集》写的序，她和历史系周若予老师都建议我去求公木先生帮忙。为了自己的前程，我壮胆叩开了公木先生的家门。
公木先生和师母热情地接待了我，爽快地答应帮忙。后来，我和妻子还一起去过公木先生家，公木先生和师母更加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仿佛是接待老朋友。公木先生的一个“文革”前毕业的学生在通化师范学院中文系当系主任，公木先生便写信给他，向他介绍了我的情况，请他酌情考虑接收我。
公木先生又与省人事部门负责人联系，介绍我的情况，请他们考虑同意我的改派请求。各方面出于对公木先生的信任与尊重，接受了我的请求。就这样，我当大学教师的愿望，在公木先生的帮助下实现了！
到通化师范学院报到没几天，我就登台讲课了，系领导和老师对我评价不错，学生也挺喜欢我，但我产生了第二年就报考研究生的愿望。当时大学毕业，必须在所在单位工作三年以上才可以报考研究生。学院不准我报考。为此，我又想到了公木先生。
公木先生又写信给这个学院中文系的系主任，请他考虑同意我报考研究生。这位好心的系主任同意了。
很幸运，我考试成绩合格，复试后被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录取。在转发档案时，又出麻烦了。学校人事部门声称，我报名时并没有经过他们，他们并不知情，因此，他们不能为我转发档案。
此时，我又请公木先生出面帮忙。公木先生写信嘱我的系主任尽力做各方面的说服工作，请各方面“高抬贵手”、“成人之美”、“玉成此事”，放我去东北师大继续读书。结果，我读研究生的愿望，就这样实现了。
公木，张松如，一位如松的尊者与师者！他离世多年了，作为一个在人生的紧要处受他荫庇、恩惠的学生，我终生纪念他，感激他。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李景隆：他是上帝伸给我的一双手
良师是上帝伸给身处逆境和困乏中的莘莘学子的一双拯救的手。对于我，李景隆先生就是这样一双手。
李景隆先生是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1983年，他第一次招收研究生，只招一名。我慕名报考了李景隆先生的研究生。
我的考试成绩不算理想：专业课成绩还可以，日语才考了40多分（那年，日语考试成绩普遍低，40分算及格），总分自然不会高。然而，我师妹却考得很好，名列第一：日语考了80来分，总分高出我30多分。按常规，我师妹录取无疑。
谁知，先生很想录取我，而打算将我师妹转给另一位专业相近的老师。可是，聪慧、自尊、倔强的师妹坚决不同意，她执意要做先生的弟子，明确申明：先生如果不录取她，必须要给她一个“说得过去”的解释，否则，她绝不答应。为此，宽宏而睿智的先生，决定扩大招生，招两名，将我和师妹一并录取。我至今还珍藏着当年先生拍给我的电报：“通化师院中文系王东成研究生初选合格立即来长复试李景隆。”当时接到这封电报，我兴奋地跳了起来。
复试是等额复试，我的复试又很成功，所写的文章获得包括吴伯威教授在内的许多老师的好评。因此，我以为读研究生的事情已经如愿以偿、万无一失了。
好事多磨，一山才过一山拦。还是因为“群众组织头头”问题，东北师大招生办和中文系的领导不同意录取我。这下子先生急了。他明确要求校方必须派人搞外调，查清问题，得出结论，否则，他绝不答应。
校方接受了先生的要求，派人搞了近两个月的外调，最后开会讨论，决定录取我，在其他考生接到录取通知书的两个多月后，给我发出了录取通知。其实，我并未收到纸质的录取通知书，我收到的是先生的电话通知。
近乎心力交瘁的我，就这样成了先生众多研究生中的“开门弟子”和“大师兄”。没有先生这双手，我不知在人生的幽谷中还会徘徊和跋涉多久。
先生出身于名门望族，但他从不向我们提起。也许曾积极参加爱国进步学生运动的他，认为这并非是荣耀而是耻辱。据说，他的祖父曾任伪满洲国首席法官，他的岳父曾任伪满洲国国防大臣，此前也曾任中华民国的上海警备司令。
先生颇赋学识与才华。1949年前后，他曾在北京大学、东北大学读过八九年书，打下了坚实的学问根基。他原本从事文艺理论的教学与研究，不到三十岁，就与李树谦先生合著，正式出版了全国第二部《文学概论》。他是东北师范大学的名师，凭靠其人品、学识、教学等，赢得了师生的爱戴与崇敬。我的家兄和他的一些同学都是先生的嫡传弟子和拥趸，我就是通过他们的讲述才对先生慕名已久的。
在“文革”中，先生连当“五七战士”的资格都没有，直接被赶到乡下当挣工分的农民。据说有一次去草原打草，先生遭遇了狼群包围，是牧民老乡闻讯赶来救了他。当着乡亲们的面，一世耿介的先生哭了，放声地哭了！
“文革”后，先生的日子似乎一天比一天景气兴隆起来。然而，不幸的是，在为先生平反的会议现场，师母因过度兴奋，当场因脑溢血送医院抢救，之后，多年卧床不起。先生在承担沉重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的同时，一肩挑起了照料师母的重担。
在先生无微不至的悉心照料下，卧床多年的师母竟然奇迹般的站立了起来，乃至像正常人一样生活。读研期间，我们每次去先生家，几乎都是师母开门，慈祥地笑着把我们引进先生的书房兼客厅。
可是，好日子没过多久，上世纪90年代，师母撒手人寰，把年事日高、身心交瘁的先生一个人留在了纷纭的人世。1999年9月19日，长期自感胸腹部不适的先生，经检查被确诊为肝癌晚期；后经多方治疗无效，一年多之后，悄然离开人世。
冰天雪地中，我与先生告别。看着即将全部捐献给东北师大图书馆的满满几个屋子的藏书，看着写字台上放着的刚刚出版不久的我的著作，看着我非常熟悉的即将空无一人的房间，看着墙上挂着的先生慈祥的遗像，我失声痛哭！一幕幕往事映在眼前，人生与命运、价值与意义、个人与时代、瞬间与永恒、人打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等等重大命题，在我心中掀起了滔天的巨浪。
先生很儒雅，总是衣帽整洁、彬彬有礼。每次路上遇见学生，不管熟悉的还是不熟悉的，他都是右手一抬，主动热情问候：“你好！”每次医生、护士巡诊，打针、送药之后，他都抬起手，诚恳致意：“谢谢！”1985年底，我去深圳参加学术研讨会，先生送给我100元钱，要我给自己买套西装。冬天，我常戴一顶大耳棉帽，一次先生对我说：“再戴这样的帽子，就不要来我家了。戴这样的帽子，仿佛是威虎山下来的人。”先生曾嘱咐我说：“一个知识分子，一个文化人，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忘记自己是穿长衫的人。”
然而，先生一点不酸气和做作，一点也不附庸风雅。他曾是七级木工，会打一手漂亮的家具，家里的书柜、写字台等都是自己亲手做的。在乡下时，他曾给农民设计房子，带领他们盖房子。他会烧饭烧菜，而且还不无得意地宣称会做地道的“法国大餐”。那时，几乎每个周六晚上，他都招呼我们去他家里共进“学术晚餐”、“人生盛宴”，吃他亲手烧制的饭菜。那饭菜真是好吃，至今想来，我还不免垂涎欲滴；那海阔天空的“学术晚餐”，是先生带研究生的独特方式之一，我们从中获得了多少精神文化滋养啊。先生家里时常住有粗手大脚的乡下进城看病、办事的农民，他们大都是他“文革”下乡当农民时结识的老乡。
先生是清洁、正大的。他从来不愿意麻烦、累及别人。他得病的消息对我们保密了相当一段时间。在我们得知他的病情之后，他也是一再叮嘱我们不要去医院看他。记得他曾幽默、豁达地说：“还没到倒计时嘛！”“我的年龄已经超过了中国人的平均寿命，该什么时候走，一个人走就是了，你们尽管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先生是不准我们为他做“私事”的，是不准我们给他送礼的。读研期间，他从未让我们给他个人做任何事情，哪怕是学术研究和教学方面的事情。我们是不敢给先生送什么家乡的“土特产”的，这倒不是害怕被他批评或拒之门外，而是害怕他以数倍于“土特产”价值的礼物来“还礼”。
然而，先生又是特别乐于助人的。他身边总是围着一些有“问题”的学生和青年教师，什么发表文章、出版著作、评定职称、毕业分配、找工作，甚至家庭纠纷、谈恋爱等等，他都尽力帮忙解决，至少是提供意见，热情鼓励。读研究生的最后一个学期，妻子带女儿来学校与我同住了一段时间，为了不影响我女儿读书（小学一年级），先生亲自出面为我女儿联系插班借读的学校（女儿说那学校很好。进教室得脱鞋，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先生和师母送给我女儿一套漂亮的衣服和一个漂亮的橘黄色书包，并且要亲眼看到孩子高高兴兴地穿在身上和背在肩上。那情景，至今说起来，已经三十七八岁的女儿还是兴致勃勃。先生每次来京，几乎都给我们“送礼”，这真是“乾坤倒转”，真是“要想好，老敬小”。
先生是率真、有趣的人。面对我的醉态和酒醒之后的自责，先生总是爽朗地笑着说：“哪有那么多讲究？哪有那么多面子？人不醉几回，怎么知道什么叫人生？”并且不无羞涩地告诉我，他年轻时喝酒也曾醉过，醉得连自行车、手表丢了都不知道。
研究生报到时，先生曾问我会不会喝酒，我回答说：喝过，还醉过；又问我会不会写诗，我回答说：写过，不知那叫不叫诗。先生接着说：“不会喝酒，不会写诗，就不要读我的研究生了，中国文学，除了诗酒，还有什么？”我当时听了，为之一震。
特别令我感动的是：读研时，先生发现我并不专心笃情于他的“作文法”、“写作学”，而是“移情别恋”于“文艺学”和美学，但是他并没有生气，并没有感到学术尊严受到了伤害，而是为我又增加了一套教学方案：去我的母校吉林大学中文系听薛纯华教授的康德、黑格尔美学等课程。如今，有几个硕士、博士研究生导师能这样做？
我是伤过先生的心的。毕业时，先生非常希望我留在东北师大中文系，多次说，留东北师大不仅有利于我的教学和学术研究，而且有利于孩子的教育，孩子可以读东北师大附小和附中这样的好学校。我当时执意不肯，总觉得东北师大不利于我施展“拳脚”。这之后，先生还是积极帮我联系北京的大学，并最终同意我来到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如今想来，我真不知说什么好。人啊，你到底要什么？什么是你最该求索和守望的价值？这些问题，一点也不奢侈和虚妄、虚无，因为，谁也绕不过去它，谁都必须回答。
先生在世时，我每年都能收到他寄来的贺卡。那精心选择的贺卡，那贺卡上认真书写的勉励与祝福，叫我为之动容，叫我倍感温暖。他走后，我再也收不到这样的贺卡了！
作者简介：王东成，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著有《生活与艺术人格》《三国演义之谜（合著）》等
(原标题：人生有幸遇良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