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现场。图为上海财经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副院长张学良就城市疏解问题发表演讲。南都记者商西实习生刘雨锟摄
南都讯记者商西实习生刘雨锟发自上海在我国，解决大城市病、疏解城市功能是应该依靠政府治理，还是更应遵循市场的力量？
昨日在上海财经大学举办的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专题聚焦城市功能疏解与大城市病治理与会者对大城市病治理中市场与政府的作用持不同看法。
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主任曹文炼在论坛上透露，我国去年底城镇化率去年底达57.35%，有近8亿人居住在城市。城市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环境恶化、住房紧张、公共资源短缺等“城市病”问题逐步凸显。“城市病在一线城市还有加剧之势。”曹文炼的判断得到与会专家的认同，他们认为很多城市和区域处在“亚健康”状态。
“我想说点尖锐的问题：我们国家的大城市病很多是政府造成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左学金认为除政府规划失误外，大城市病的另一个原因在于资源分配不均衡，技术、投资、公共服务等都优先给一线城市，“奥运会在北京，世博会在上海，冬奥会还在北京，为什么不能在吉林、哈尔滨呢？你什么都要，然后说老百姓你不要进来我这里人口要控制。市场经济来看这是矛盾的。”
在左学金看来，特大城市发展后，边际成本上升、边际效应下降，自然会达成平衡的规模，现在由于政府干预，很多东西平衡不了，只能反过来通过行政干预安排疏解。
和左学金一样，浙江大学区域与城市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陈建军也认为，解决大城市病、疏解城市功能更应遵循市场的力量。
陈建军称，长三角问题不像京津冀问题那么突出，目前已从单一中心走向多元多中心的格局，这个过程不是通过上海的疏解形成的，而是市场化和一体化进程。
“长三角为什么发展的比京津冀好?因为政府之间存在竞争机制。”陈建军告诉南都记者，长三角最大特点就是地方政府创新，在互相竞争中市场规律的价值得以显现，相应地，政府在治理大城市病的时候，也应行使竞争机制。
陈建军还认为，封闭的户籍制度是大城市病的主要原因，学区制等都与户籍制挂钩，“什么时候进出更自由，更有利于资源、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推进人口在空间上的自由流动，上海如果能做出表率和试点的话，可能是最大贡献了。”
市场和政府的手段并不对立
但在曹文炼看来，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地方政府间的财力差距、中央政府的调控不力、市场作用发挥不够等是造成大城市病的原因，不应把市场和政府的手段对立起来看。
曹文炼指出，由于资本的逐利性和流动性，有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大城市病更加严重。疏解和优化应该统一，对于一二线城市可能要以疏解为主，对三四线城市要加强优质公共产品配给和政府投入、优化功能，吸纳更多人口。
一位长期关注长三角区域合作的人士告诉南都记者，过去上海城市功能的疏解主要靠市场，但“政府不推动，单单靠市场的话，地方政府跑不上去，时间成本、机会成本都比较高”。在他看来，在城市功能疏解方面，有效的市场与有为的政府都非常重要，而目前来看，长三角城市之间的产业规划、区域规划还不够，顶层设计和政府合作方面都有待加强。
建议设立上海大都市区区县大大市长联席会
“就上海的国际贸易中心地位而言，是不是所有都要做？比如港口的吞吐量是不是还要永争世界第一，还是说把精力放在航运金融、航运标准化上？”上海财经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副院长张学良以上海为例指出，城市功能的疏解并不意味着把核心功能完全保留，非核心功能完全疏解。
张学良强调，大城市疏解要避免郊区县发展的“灯下黑”，上海城市功能的疏解，应与周边区域做匹配，将单个城市的多规合一，转向城市之间的多规合一。
“在缺乏与其他城市联动的情况下，一个城市很难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自身问题”，张学良指出，上海需从毗邻区的角度来解决城市交通、人口拥挤情况，将公交、医疗、社会服务等与周边地市协调起来。
上海去年公布的2016-2040规划提出，将建设上海大都市圈，和苏州、无锡、南通、宁波、嘉兴、舟山等地区构建“1+6”协同发展。张学良介绍，上海已经与浙江省平湖市展开密切合作，后者的六成农产品供应上海，九成以上的项目直接或间接来自上海。
在跨区域合作协调机制上，张学良指出，以长三角为例，虽然已有省级“一把手”会，40个市长联席会议，但层次太高，都是省级、局级干部，他提议设立上海大都市区区县大大市长联席会议，把上海周边的县长、市长，县委、市委大大请到，建立区域合作中的断头路问题、产业发展问题等点对点，项目对项目的解决合作机制。
(原标题：治理大城市病该靠政府还是市场？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专家看法不一)